上海人大与政府部门的正面交锋
对人大与政府部门的关系，很多代表误解为“到位不越位，帮忙不添乱”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钱亚平 | 上海报道
10月15日，上海市房管局，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大代表督办会。
窗外高楼林立，张雄伟挥手一指：“如今已有‘广厦千万间’，可很多人买不起房，无法‘俱欢颜’。”
1987年来上海务工，做了20多年“打工仔”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张雄伟，依旧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，就“高房价”向房管局提出了质询。
2009年10月13日至19日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兵分八路，前往卫生局、发改委等八家代表意见“大户”，“打包”督办人大代表意见办理情况。这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设立30年来首次采取这种监督形式。
“上门督办”被视为创造了人大常委会监督的新形式，促进了人大常委会和代表监督权的落实。
“无作为”导致“无地位”
“视察总是轰烈的，参与总是热烈的，宣传总是红火的，调研总是翔实的，但落实整改总是没影的。”借用一句顺口溜，有上海市人大代表如此调侃自身的监督现状。
依据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，对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，承办单位必须及时反馈有关处理意见，接受代表的询问和质询。然而，这一程序在现实中大打折扣。
上海市人大代表刘天陆就遭遇过政府部门的“忽悠”。他曾向建交委递交了《关于尽快开通A30蕴川路进出道口的建议》的书面意见，该部门承诺9月底完成。
10月19日一大早，在前往该部门督办途中，刘天陆特意绕道蕴川路，却发现那里的道路还没有开通。
“被忽悠”的不止刘天陆一人，人大代表祝卫发现，各部门办理代表书面意见时，回复常常立马就好，但答复却“文不对题”，“既然你们做得如此完满，我干吗还要提意见呢？！”
法律虽然明确规定，“人大代表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馈的意见不满意，可以行使罢免权”，但对承办单位的敷衍推诿，“罢免权”几乎从未被动用。
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毛寿龙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，对人大与政府部门的关系，很多代表误解为“到位不越位，帮忙不添乱”。
以当下公众广泛关注的上海“倒钩式”执法事件为例，人大代表集体失语；而在2008年的云南“躲猫猫”事件中，从民众的质疑到网民调查团的调查，再到检察机关的介入，可谓一波三折，却始终不见人大的影子。
上海市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杨全心不无担忧地说，如果这种现象长此不变，不仅会失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对人大监督的信心和信任，还会使被监督者产生人大监督就是“走过场”、很容易应付甚至可以“忽悠”的错误认识。
人大代表“交锋”局长
10月中旬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将督办会直接开到了政府职能部门，由此刮起了一阵督办旋风，也吸引了外界瞩目。
这次集中督办的8家单位分别为上海市发改委、建交委、房管局、交港局、教委、卫生局、人保局及公安局。
截至9月30日，2009年上海市人大共收到代表书面意见964件，数量为历年之最，而涉及上述8家单位的书面意见，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，它们是名副其实的“意见大户”。
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向《瞭望东方周刊》介绍，往年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是通过主任会议督办代表书面意见，但由于人手有限，一般只能督办具体的几件书面意见。
今年，让提出相关书面意见的市人大代表也参与到督办行列，且矛头直指“意见大户”，“较之以往，涉及面更广、力度更大、成效也将更加明显”。
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“打包督办”的首站卫生局，局长徐建光的“答卷”给出了“解决采纳率91%”的统计数据，却遭到人大代表金德华的“穷追猛打”：“解决和采纳应该是两回事，许多书面意见，我相信确实已经被你们采纳了，但是解决没有呢？我看未必。”
“采纳说明了政府部门的态度，但是我们要看的不是态度而是结果。”另一位人大代表裴蓁也丝毫不留情面。
一时，座谈会人员面面相觑。次日，上海市本地媒体上出现了“人大代表‘交锋’卫生局长”等略带火药味的说法，有人甚至因此发出了“人大监督不再是‘橡皮图章’，而是‘掷地有声’”的感慨。
而交锋才刚刚开始。在另一场督办会上，人大代表、长宁区中心医院副院长陈俊峰带着自己的书面意见《关于泉口路(林泉路－哈密路)段改为双向车道的建议》而来，这是一个旨在解决部分路段交通拥堵的书面意见。
陈俊峰质询公安局长，4月份时，公安局曾就这个意见与他沟通过，答应两个月后解决。“于是我在办理结果上签了满意，但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”陈俊峰要求公安局直接给他一个时间表。
在人保局，代表杨浏则要求该部门对代表意见处理情况定下时间节点，并及时告知代表，“给我们一个知情权”。
人大代表的意见应该成为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
“权力很大，手段很少”，毛寿龙一语道出了目前各级人大监督的尴尬处境。尽管2007年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赋予了人大常委会询问和质询、罢免等权力，但对具体的监督细则却未予明确。
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看来，这恰恰为各地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留下了空间和契机，而此次上海人大常委会“上门督办”，正是其监督权实践的一次创新。
对大多数人大代表来说，去政府职能部门“现场办案”是一次有益的尝试，参与其中5次到场督办的裴蓁代表，把这次活动戏谑为“八路军”行动：“以前是领导督办，现在由人大代表督办，增加了我们代表的发言权。”
人大代表、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徐丛剑，对“上门督办”的方式也十分赞赏，以往，人大代表递交书面意见后，各部门虽然会将处理情况反馈给代表，但对事情的后续进展并没有进一步跟踪，“这次督办给代表们提供了与各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”。
这种交流十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，“人大代表和政府部门不是‘对着干’的关系，”徐丛剑说，人大监督不是标新立异地提问题，而是促进政府工作，“在这一过程中，沟通十分重要”。
另一位代表吴景平则觉得仍不过瘾，“仅有目前的安排是不够的，人大代表的意见应该成为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。”
他同时希望，“上门督办”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，而应常态化。“人大不再是‘橡皮图章’，而是硬起来了。”
不过，也有代表认为“上门督办”常态化难以操作。因为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而不是专职代表，“最好一年举行一两次，就重点问题进行沟通。”徐丛剑表示。
毛寿龙说，人大常委会的日常监督更需要探索一些新手段。“人大并不是不发挥作用，只是目前可供采纳的手段很少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。”
在他看来，由领导带队上门开座谈会的模式，仍是一个有待完善的政治民主“半成品”。
